今日觀點!做3億人的陪診師，我每天都在直面生死

2023-06-22 01:57:31 來源: 鳳凰網?

近兩年，陪伴患者就醫，代為取報告、問診的新興職業“陪診師”，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各大城市應運而生。據淘寶數據顯示，去年有近2.6萬人檢索“陪診”關鍵詞。而據《Vista看天下》表示，有從業者認為，我國約3億人需要陪診。

他們陪伴著獨居老人、行動不便的患者、異地求醫的群體去到醫院，面對那些浩瀚的診室和繁瑣的流程。

【資料圖】

在不少媒體報道中，陪診師能輕松“月入過萬” ，其收費一般按半天或一天來結算，以北京地區為例，陪診半天在200～300元之間。那真實的陪診師體驗又是怎么樣的呢？

馬建就是這樣一位陪診師。85后，人稱“小馬哥”，生于江蘇北部農村，2005年上北京讀完大學開啟了北漂生涯。十年前，在一次裸辭迷茫期，小馬哥創業干起跑腿代辦的活計，誤打誤撞進入當下正火的陪診行業。

以下是小馬哥的自述。

一、記者告訴我，我做的事兒叫“陪診師”

我大學畢業后進入工程機械行業，每天坐在格子間改PPT、寫文檔，心里很壓抑。總想要自由、想要創業，又沒有清晰的目標。

2013年，老板和總部鬧掰辭職走人，我當時年輕氣盛，和他說：“你不干，我也不干了！”相當于給了自己一個裸辭的理由。

待業期間，碰上一個外地朋友要過來看病，問我能不能在他們到京之前先幫忙掛個號？那時還沒有線上預約，需要頭天晚上去醫院排隊，才能保證一大早放號時掛上號。我就去排了一整晚。

當時是深秋，晚上大概只有一兩度。在門診樓前露天的掛號廳里，大家拿個馬甲、水瓶放在地上占位。基本上全是外地趕來的，有人在地上鋪好報紙，蓋個被子直接睡下來。我第一次去沒經驗，幸好因為平時喜歡跟人東聊聊西聊聊的性格，碰上排我后面的一個熱心的北京大哥，他說：“你要是冷的話可以跟我一起，我開車來。”于是就和他結伴在車里挨過了一晚。

走在回家路上我就想，其實外地人來北京辦事各方面的需求挺多的，我能不能往這個方向上創業？去淘寶上一搜，有個類目叫“跑腿代辦”。我當時也沒有太多錢投資干其他行當，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花了不到2000元注冊了家店鋪，把“跑腿”一類的關鍵詞放進去，第二天就有客戶找到我。于是我開始代人去學校打印成績單，去使館、商標局交材料，去醫院跑腿只是其中一個版塊。疫情暴發后，很多事都改為線上操作，而醫院相關的業務量卻直線上升。

2022年三月份，一個記者在淘寶店鋪上聯系到我，說我做的這個事兒叫作“陪診師”，并且已經有很多人在抖音上發相關內容把“陪診師”的熱度帶起來了，我才知道有這個專門的詞兒。

不久后我也注冊了抖音，兩個賬號現在加起來有5000多個粉絲。網店的客戶是通過精準搜索找來的，而抖音會給你推流，平均一周有六七十人來咨詢。我曾經發視頻爆過三四次，一天就收到幾百條咨詢回都回不過來。去年底疫情感染高峰期，我最高在一天內接過19單。

我的工作日常：每天5、6點出門，掐著醫生的上班時間，一天跑3、4家醫院，每天要走一萬五到兩萬步路。家人知道我白天忙著工作，像我媳婦一般都是晚上6點之后才跟我聯系。

我曾經挑戰過一天接8個任務，從早上5點起床馬不停蹄忙到晚上10點，一直處于奔跑狀態。2022年暑假高峰時，我10天內都排滿了行程。

作為新興職業，陪診師經常被誤認為是“黃牛”。這兩者我認為完全沒有交集。黃牛就是通過一些手段搶占醫院號源，再加價賣給患者；而我們的客戶都是自己去掛號的。

陪診是純粹的服務行業，我自己把業務分成三大板塊：陪人看病、跑腿陪診和代問診。第一塊業務就是陪同有需要的患者去醫院就醫，這在三四線城市比較常見。

跑腿陪診在北京需求量很大，因為異地求醫的人多，他們可能治療完就回老家了，那么復印病歷、取報告、出院結算這些還沒辦完的事，就可以由熟悉醫院流程的人代為操辦。

代問診也是在大城市比較多見。比如有直腸癌患者在當地醫院說是必須切除肛門，他想找找更好的治療方案，就可以先在線上掛好號，把做好的檢查結果快遞過來，我們拿著這些去找醫生問診。如果說可以做保肛手術，那患者再來北京治療；如果是相同結果，也免去白跑一趟。

對于初次代問診的客戶，我們得將他的病情從頭梳理一遍：他的第一次發病，已經做過的治療，可能還要查資料，提前設想醫生要問的問題等。

有些癌癥患者，要做抽血、CT、核磁共振、PET四項檢查。他們可能并不清楚，CT跟核磁共振不能同一天做，而做完PET三天內不能做任何檢查——那么如何把這些檢查盡快安排在兩天內做完，幫患者節省時間和來京的住宿、路費成本，就體現了陪診師工作的價值所在。

二、我成了他們的“家人”

我很少跟患者討論病情，除了幫助他/她高效就醫，更多還是情感上的一種交流。

大部分患者在就診過程中感到焦慮、擔心自己病情惡化之類的，我們通過聊天轉移他/她的注意力。我跟團隊的人說，不是喊口號說要把患者當成家人，而是真的做一些實事讓對方感受到。

我接過一個突發腦溢血的老人。女兒由于疫情封控和他分隔兩地，而他急需轉診來京做手術。了解到患者當時處于行動受限的狀態，為了規避風險我們一般是不接的。

那天他女兒一直給我打電話，因為患者在農村，身邊沒有年輕人護送他到北京；而他們家在北京又沒一個認識的人。她在電話那頭哭著用祈求的語氣說，要給我寫份血書免責、去做公證之類的。

一瞬間我忽然想到，如果換作是自己父母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于是我只對她提了一個要求：必須家屬陪同。

等老爺子上了火車，我和他們家里幾個人拉了群，老爺子在車上是什么狀態，什么時候到哪里都實時跟進。我找人開車去北京西站接，推著輪椅陪老爺子過來的是他們家大姨，也是60多歲了，眼神看起來很迷茫。老人陪老人，剛到北京來什么都不懂。

我給他們盡速送到醫院急診。手術很成功，老爺子住了20多天醫院，為了節省成本，我又在醫院附近給他們租房子。出院那天，我送他們回北京西站，大包小包的行李統統幫他們搬上火車。

相比剛來時，大姨推著輪椅的腳步明顯輕快了許多，還謝絕了我們幫她拎包。看到她的轉變，我心里跟著高興。事后他女兒給到的報酬比我們報價要多，還打電話謝謝我救了她父親一命。

要說是“成就感”這個詞兒可能有點夸大，但我心里第一次感到被人需要，感覺特別暖。

其實坦然接受陪診服務的老年人并不常見，畢竟他們還是會有不想多花錢，或是怕我們不靠譜之類的顧慮。更多客戶還是傾向于跟長輩說找了個北京的“朋友”陪著看病。有些人即使在北京有親戚、朋友也不愿去麻煩，因為“人情很難還”，寧愿選擇花錢找陪診師，“簡單，事兒辦得也好”。

不過有回碰上一對北京老兩口，兒子在外工作。那天他倆都要去看病，老爺子還需要坐輪椅。有意思的是，我開車送他們回家的時候，老爺子特別高興地向老鄰居們炫耀說：“你看這是我兒子請的陪診師，對我特別好。”一個鄰居直接讓我把聯系方式給他，說下次去醫院也來找我陪。

我的客戶絕大多數屬于異地來京看腫瘤類疑難雜癥的。看到不少媒體報道說，大城市的獨居青年為了避免孤獨感成為體驗陪診服務的主要客群，但現實中我很少碰到年輕人找陪診師去醫院的。除非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做增強CT必須有家屬陪同，或是骨折了出行不便。有時接到年輕人的單子，我衡量情況后會直接告訴他：你那么年輕，不需要陪診。

如果是陪孩子，我會提前做點功課，和他/她聊一聊這個年齡段的動畫片、暗號口語。把對方當自己孩子一樣關心，是不是渴了、熱了；以各種方式鼓勵他/她：你今天表現特別好，想吃什么，我給你媽媽發微信告訴她。同時為了讓家長放心，我在每個節點都會給他們發孩子的照片，告訴他們孩子在做什么。

我接觸過許多兒童癲癇患者家庭，這是最讓人揪心的。

有次幫浙江的一位母親代問診，跟她事先溝通時得知，他們家孩子在7歲前琴棋書畫樣樣學得好，身邊人都夸孩子優秀，她也特別驕傲。

突然之間孩子癲癇發作，在當地醫院ICU里住了20多天才轉到普通病房。

這位母親托我向醫生轉交她寫的日常記錄，里面記著孩子一天抽多少次、是大抽還是小抽、間隔多長時間，連每次發作時孩子的眼神往哪個方向瞥的，全都記了下來。可想而知，對于一位母親來說，這是件多么煎熬的事。

我當場請醫生和她直接通話，聊著聊著她提了一個問題：我們家孩子以前可優秀了，是不是因為我讓他學了太多東西才導致如今的狀況？醫生問她為什么這么問？她開始傾訴——家里所有人都把責任推到她頭上，說是她把孩子逼成了這樣。這位在該領域的權威醫生給了她確切的答案：不是的，你家孩子得癲癇跟這個沒有任何關系。

那一瞬間，她的情緒全部釋放出來，在電話那頭哭得很厲害，醫生沒有打斷她。我在一旁聽得眼淚打轉，好在這么一來，她至少把心中的疙瘩解開了。

三、干這行多少有點“職業病”

2020年疫情暴發后，陪診業務激增的一段時間里，我天天失眠，腦子里裝滿了關于各種疑難雜癥的信息。有些患者會給我發很多問題，關于自己的病情、心理壓力、那些不愿跟家里人說的事。

一位腦干長瘤40多歲的姐姐，和我說自己背負的東西太多，要不是為了孩子早不想活了，都是比較喪的話。她連續好幾天晚上給我發長串的語音，一發都是二三十秒、六十秒的，我一個個去聽，聽完了再一個個回復；也有人抱怨另一半，覺得得病之后沒有人能理解自己。

我知道對方能分享這些苦悶是出于信任，說白了，他們需要情緒的發泄口。病情方面以醫生說的為準，我只能盡力做到情感上的撫慰。

我通常會舉一個同病相憐的案例來安慰對方，比如：我之前碰到過一個患者跟您情況差不多，甚至比您還嚴重，但是他心態特別好，后來治療效果也很好。

患者身邊的人可能不會跟他這樣講，這時以我們的立場去鼓勵反而更奏效。當然，對于陪診師來說，安慰客戶并不是個硬性指標。

干這一行多少有點疑心病，把患者的病情拿來跟自己作對照，想象要是自己或身邊人得了這個病會怎么樣？只是想一下，那一瞬間也很難受。比方說我下肢關節疼，有些人可能只會想走路走多了，但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會不會是強直性脊柱炎造成的？我會精準地往最壞的地方想。好在經歷得多了，這種感覺越來越淡了。

現在每次結束任務從醫院出來，坐在回家的地鐵上，我已經學會“屏蔽”，不再去想任何當天服務過的患者了。另外，我每周也會安排兩三件跟醫院無關的跑腿工作來紓解情緒。

我對健康的理解也變得深刻，身體真的太脆弱了。我下意識地注意自己的生活習慣，強制自己每天吃早飯，喝兩大瓶礦泉水，12點前一定上床睡覺。有時一旦工作起來，條件又不允許我那么做。

每天進醫院往掛號機那兒一看，不會操作的老年人擠作一堆。好比我今天去協和，一個老太太進去就直接摔在那兒了。

有一次我提早到醫院一個多小時，正是午休時間。我呆在大廳里，看到一個老太太在機器那兒取號，給女兒打電話直發脾氣：“你為什么不來？我也不會弄！”我聽著糟心，就直接上去幫她：“阿姨，我來。”給她操作完后，排后面的一個大爺也對我說：“小伙子，能幫我弄一下嗎？”

我就站在那兒一直給他們點，點完一個又來一個，一個小時里陸陸續續來了有三十多個人。從事陪診師久了，我感覺得了一種“職業病”，平時見到任何陌生人，都會想要上去幫一把。

陪診師這個行業越來越火。很多醫藥代表和醫托兒，以陪診的名義打擦邊球；一些人開始做付費課程，把陪診這件事講得簡單又吸金，實際上講師可能連一天的陪診工作都沒做過。

之前有培訓機構來找我，想借我的名義開課賺快錢，我說“對不起我不做”。因為干這行光聽課是學不會的，重要的是落地實操。看到這些現象我有一段時間心理上會有點不平衡，后來想通了：也許會有更多的人通過他們來了解到陪診這件事。

還是期望未來有關部門能建立陪診師的職業考試制度，規范這個行業。

去年我開始收徒弟、帶團隊了。他們有的是因為家人生病在醫院陪護過很長時間，知道陪診師的存在，想邊陪家人邊接單；有的是想重回社會的寶媽，看重做陪診的工作時間相對自由；還有一些人被裁員了，大環境不好找工作，他們把陪診當做創業機會。

平時帶徒弟完成實操學習后，我有時在醫院忙完空下來，也會繼續在學員群和他們交流：今天我在哪家醫院，大家誰想學習可以隨時來找。

我希望這個行業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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