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聯合資信

全球債券市場方面，2020[1]年主要國家和地區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整體呈震蕩下行走勢。2020年主要債券品種發行和托管總量方面，美國、歐元區及日本主要債券品種的發行量分別為10.96萬億美元、6.26萬億歐元和250.23萬億日元，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截至2020年末，美國、歐元區國家及日本債券托管總量分別為47.43萬億美元、15.39萬億歐元和1234.07萬億日元，托管量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增長。

國際評級行業發展動態方面，截至2020年末，美國認可的全國性評級機構（NRSROs）為9家，較上年無變化。截至2020年末，通過歐洲ESMA注冊的評級機構共36家，較上年減少6家，認證家數為3家，較上年減少1家。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業務存量略有收縮，但依然占據優勢地位；中小評級機構市場份額整體保持增長態勢。

國際三大評級機構評級表現方面，全球企業和國家主權違約率均明顯上升，全球企業信用評級呈調降趨勢，全球主要品種等級分布較上年末變化不大。

信用評級國際監管動態方面，2020年以來，國際評級行業的監管重心是繼續加強內部控制建設與防范利益沖突，加強對信用評級數據獲取與使用的監管，加強和規范信息披露要求，完善法律責任追究制度和提高審查報告透明度等。

一、全球債券市場

2020年，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全球經濟深度衰退。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央行均采取了超常規貨幣政策，其中美聯儲和英國央行通過“降息+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歐央行和日本央行維持基準利率不變，但均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受此影響，主要國家和地區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整體呈震蕩下行走勢。主要債券品種發行和托管總量方面，各主要經濟體債券發行量和托管量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一）國債收益率整體呈震蕩下行走勢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深度衰退，主要經濟體經濟大幅下滑，相繼推出超常規貨幣政策，在此背景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均整體呈震蕩下行走勢，其中，德國、法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進入并維持在負值區間。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美國經濟增速陡降，全年GDP同比實際增速-3.40％[2]，較上年（2.30％）下降5.7個百分點。出于對疫情蔓延造成經濟風險的擔憂，2020年3月3日，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50BP至1.00％~1.25％[3]；3月15日，美聯儲再次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100BP至0.00％~0.25％，同時推出7000億美元量化寬松計劃[4]，3月23日，美聯儲宣布實施開放式的資產購買計劃，開啟無限量的量化寬松，除3、4月份之外，每月的資產購買規模維持在1200億美元。在此背景下，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整體呈“L型”走勢，具體來看，一季度，第一波疫情蔓延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10年期國債收益率急劇下行，于3月初降至0.54％；3月上旬開始，市場大幅波動引發了流動性危機，使得國債等安全資產遭到拋售，10年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至1.18％，后隨著美聯儲推出“降息+資產購買”政策，市場流動性緩解，10年國債收益率回落；4月下旬，美國各州開始重啟經濟，疫情經歷“二次反復”，10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階段性震蕩，但整體保持穩定；8月初，10年國債收益率下行至全年最低點0.52％，此后，經濟復蘇預期疊加通脹回升預期增強，10年國債收益率震蕩回升，但仍處于1.00％以下。整體來看，美國全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平均水平為0.89％，較上年（2.14％）下降1.25個百分點。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歐元區經濟深度衰退，全年GDP同比實際增速由上年的1.30％下降至-6.60％[5]。其中，德國2020年全年GDP同比實際增速-5.00％[6]，較上年（0.60％）下降5.60個百分點；法國全年GDP同比實際增速-8.30％[7]，較上年（1.50％）下降9.80個百分點。2020年歐洲央行維持存款便利利率（-0.50％），再融資利率（0.00％）、邊際貸款利率（0.25％）不變。同時，為應對疫情對歐元區經濟構成的嚴重風險，歐洲央行進一步加大資產購買力度，一方面，擴大常規資產購買計劃（APP），3月12日，歐洲央行宣布2020年年底前額外增加1200億歐元資產購買計劃；另一方面，針對疫情推出緊急抗疫購債計劃（PEPP），3月18日，歐洲央行宣布推出總額7500億歐元的新冠疫情緊急資產購買計劃（PEPP），該計劃將執行至2020年底。6月4日議息會議，歐央行將購買規模進一步擴大至1.35萬億歐元，將購債計劃至少延長到2021年6月底。12月10日議息會議，歐央行將資產購買規模擴大至1.85萬億歐元，同時將購債計劃延長至2022年3月，并將PEPP回收的本金再投資延長至2023年底。在此背景下，德國和法國10年國債收益率呈震蕩下行走勢，具體來看，一季度，德國和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迅速下行進入負值區間，3月上旬開始，市場流動性危機，國債遭到拋售，10年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3月中旬，歐央行實施量化寬松等措施后，市場流動性緩解，10年國債收益率回落，后隨著第二波疫情到來，下半年10年國債收益率持續在負值區間震蕩下行。整體來看，德國和法國全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平均水平分別為-0.48％和-0.14％，較上年（-0.22％和0.13％）分別下降0.26和0.27個百分點。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英國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全年GDP同比實際增速-9.70％[8]，較上年的1.70％大幅回落11.4個百分點。2020年3月11日，英國央行將基準利率[9]下調50BP至0.25％，3月26日，英國央行將基準利率再下調15BP至0.10％，并將央行債券購買計劃規模增加2100億英鎊至6450億英鎊。6月18日議息會議，英央行將購債計劃規模擴大至7450億英鎊。11月5日議息會議，英央行再將購債規模擴大至8950億英鎊。在此背景下，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震蕩下行。具體來看，第一波疫情沖擊下，一季度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震蕩下行，3月中上旬由于全球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英國10年國債收益率出現大幅反彈，后隨著英央行推出“降息+量化寬松”救市政策，市場流動性危機有所緩解，10年國債收益率繼續震蕩下行，下半年在持續量化寬松和第二波疫情沖擊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呈震蕩走勢，但整體保持穩定。整體來看，英國全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平均水平為0.37％，較上年（0.93％）下降0.56個百分點。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日本經濟增速繼續下滑，全年GDP同比實際增速由上年的-0.70％放緩至-4.50％[10]。日本央行繼續將政策利率[11]維持在-0.10％的水平，10年國債收益率維持在0.00％左右[12]不變。日本央行主要通過擴大資產購買計劃等手段加大貨幣政策寬松力度，3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將積極購買國債；同時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購買規模每年由6萬億日元增至12萬億日元、日本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J-REIT）購買規模由900億日元增至1800億日元；并承諾9月底前追加購買商業票據和企業債合計2萬億日元。4月27日，日本央行宣布將無限量購買日本國債。在此背景下，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0.00％左右水平波動。整體來看，日本全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平均水平為0.01％，較上年（-0.09）上升0.10個百分點。

（二）主要經濟體債券發行總量顯著增長

2020年，美國主要債券品種的發行總量為10.96萬億美元，較上年增加46.92％，增幅顯著。其中，國債發行量為3.90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71％，增速較上年上升23.37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債發行量為0.4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3.64％，增速較上年下降9.30個百分點；企業債[13]和結構融資產品的發行量分別為2.28萬億美元和4.30萬億美元，較上年分別增長60.38％和60.64％，增速均較上年增長50個百分點左右，資產支持證券取代國債成為發行量最大的券種。

2020年，歐元區主要債券品種的發行總量為6.26萬億歐元，同比增長19.92％。其中，國債發行量為2.74萬億歐元，較上年增長51.12％，取代企業債成為發行量最大的券種；地方政府債發行量為0.79萬億歐元，較上年增長45.06％，增幅顯著；企業債發行量為2.54萬億歐元，較上年小幅下降3.93％；結構融資產品發行量為0.19萬億歐元，較上年下降11.86％。

2020年，日本主要債券品種的發行總量為250.23萬億日元，較上年增長45.64％，增幅顯著。其中，日本國債發行量為221.42萬億日元，較上年增長54.85％，仍為發行量最大的券種；地方政府債發行量為6.99萬億日元，較上年增長8.39％；企業債和結構融資產品發行量分別為16.65萬億日元和5.17萬億日元，較上年分別小幅下降1.37％和5.98％。

（三）主要經濟體債券托管總量有所增長

截至2020年末，美國債券托管總量為47.43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4.85％，國債、地方政府債、企業債、結構融資產品托管量均較上年有不同程度增長；歐元區國家債券托管總量為15.39萬億歐元，較上年增長8.07％，其中企業債和結構融資產品托管量較上年均小幅下降，國債和地方政府債托管量較上年均有所上升；日本債券托管總量為1234.07萬億日元，較上年增長8.38％，各券種托管量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增長。

二、國際評級行業發展動態

截至2020年末，美國認可的全國性評級機構（NRSROs）為9家[14]，較上年無變化。截至2020年末，通過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以下簡稱ESMA）注冊的評級機構共36家，較上年減少6家，認證家數為3家[15]，較上年減少1家。2020年，惠譽5家歐洲分支機構[16]先后與惠譽愛爾蘭合并為一家；此外，ESMA取消了波蘭INC（INC Rating Sp. z o.o.）的注冊資格，并取消美國KBRA（Kroll Bond Rating Agency）評級機構的認證資格。

（一）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業務存量略有收縮，但依然占據優勢地位

近年來，國際評級行業繼續穩步發展，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家評級機構一直占據優勢地位，但評級業務總量持續呈現小幅收縮趨勢。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簡稱SEC）的監管年報，截至2020年底，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存續評級業務總量約為202萬個，較上年減少0.23％。從各家機構評級業務情況來看，截至2020年底，標普存續評級業務量較上年小幅上升0.79％，穆迪和惠譽的存續評級業務量均有所下滑，降幅分別為0.52％和3.42％。從產品類別上看，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工商企業存續評級業務量較上年均有小幅上升，上升幅度均不超過3.00％；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政府證券存續評級業務量較上年變化不一，其中穆迪和惠譽均小幅下降，下降幅度分別為（0.25％、4.16％），標普則較上年小幅上升1.34％；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資產支持證券存續評級業務量均較上年變化不一，其中標普和惠譽均較上年小幅上升（0.77％、0.08％），穆迪較上年小幅下降4.00％。

從市場份額來看，截至2020年底，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存續評級業務量在所有NRSROs存續評級業務量合計中的占比為94.72％，較上年（95.13％）略有收縮。其中，標普存續評級業務量仍然占據優勢地位，占比50.42％，較上年占比（50.12％）略有上升；穆迪和惠譽存續評級業務量占比分別為31.73％和12.58％，較上年均有小幅下降。從產品類別來看，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的各品種存續評級業務量占比均較上年變化不大；資產支持證券產品評級存續業務量市場占有率最高的仍為穆迪，其他產品類別存續評級業務量市場占有率排名第一的機構仍為標普。

從收入狀況[17]來看，2020年標普和穆迪的總業務收入分別為74.42億美元和53.71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11.09％和11.22％，繼續保持增長態勢。評級業務收入方面，標普和穆迪的評級業務收入分別為36.06億美元和32.92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16.10％和15.67％。評級收入上升主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業為應對流動性風險，融資需求增加，疊加疫情下貨幣政策寬松，企業融資成本較低，債券發行量有所增長，帶動了評級業務收入的提升。非評級業務收入方面，2020年標普和穆迪的評級業務收入分別為38.36億美元和20.79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6.76％和4.84％，標普非評級業務收入的增長主要收益于市場情報（Market Intelligence ）方面收入的增長；穆迪非評級業務收入的增長主要受研究、數據及分析（RD&；A）和企業風險解決方案（ERS）兩個領域收入的強勁增長的影響。

從分析師數量來看，SEC監管年報顯示，截至2020年末，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分析師數量為4691人，較上年（4568人）小幅增長。標普、穆迪和惠譽分析師數量分別為1560人、1830人和1301人，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穆迪增幅最大，為5.66％，標普和惠譽上升幅度均不超2.00％。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分析師數量占所有NRSROs評級機構分析師總數的83.69％，占比較上年（82.96％）小幅上升。

業務發展方面，2020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通過收購、共同創建平臺等方式在數據分析、ESG以及KYC（Know your customer）等領域進行業務拓展，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提升專業服務能力，加強品牌影響力。

（二）國際中小評級機構市場份額整體保持增長態勢[18]

2020年，美國認可的中小評級機構整體仍然保持平穩發展，中小評級機構市場份額較上年略有上升，評級收入占比和分析師數量整體有所收縮。

從市場份額來看，截至2020年底，美國認可的中小評級機構存續評級業務量的市場占有率為5.28％，較上年（4.87％）略有上升，其中，DBRS[19]市場占有率仍然較高，為2.89％，較上年進一步增長。在資產支持證券評級方面，美國認可的中小評級機構的存續評級業務量市場份額進一步上升，共占比24.29％，較上年增長1.70個百分點，其中，DBRS表現依舊突出，市場份額由上年的14.33％進一步升至15.02％；其次為KBRA，市場份額繼續增長，占比9.26％，較上年（8.25％）小幅增長。在保險機構評級方面，貝氏的市場份額為34.14％，與上年基本持平，仍占據市場優勢地位。其他各中小評級機構所評各類別存續評級業務量市場份額均在7.83％以下，市場份額占比與上年變動不大。

從收入狀況來看，2020年美國認可的中小評級機構評級業務收入占所有NRSROs機構總收入的5.90％，占比較上年（6.70％）有所下降。

從分析師數量來看，截至2020年末，美國認可的中小評級機構分析師數量為914人，較上年末減少24人，主要受DBRS的分析師數量減少的影響[20]，其他中小評級機構的分析師數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HR的分析師數量增幅最為顯著，為21.20％。整體來看，中小評級機構分析師數量在所有NRSROs分析師總量中的占比小幅下降，由2019年的17.04％下降至2020年的16.18％。

三、國際三大評級機構評級情況

2020年，受新冠疫情沖擊影響，全球經濟嚴重衰退。在此背景下，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流動性壓力加大，信用狀況轉弱，全球企業評級的違約率明顯上升，全球企業評級整體延續上年的調降趨勢，且調降比例有所加大。國家主權評級方面，受新冠疫情爆發及油價暴跌的影響，部分國家經濟、財政狀況惡化，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的主權評級違約率較上年大幅上升；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國家主權評級均由上年調升趨勢變為調降趨勢。結構融資產品評級方面，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的違約率表現不一，其中標普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的違約率較上年均有所下降，而穆迪所評結構融資產品的違約率略有上升；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結構融資產品評級調整趨勢表現變化不一，其中標普所評結構融資產品評級由上年調升趨勢轉為調降趨勢，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評級仍呈調升趨勢。截至2020年末，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國家主權評級、全球企業評級和結構融資產品評級的等級分布較上年變化不大，而投資級占比變化不一。

（一）全球企業和國家主權違約率均明顯上升

2020年，受新冠疫情沖擊影響，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企業信用惡化。在此背景下，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全球企業違約率和國家主權違約率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結構融資產品方面，標普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違約率較上年有所下降，穆迪所評較上年略有上升。

2020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國家主權共有6個國家[21]出現違約，創下了有史以來單年違約數量最高記錄。標普、穆迪和惠譽違約率分別為4.48％、4.17％和4.20％。主權違約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國家，這些國家或地區主要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的影響，國家財政收支狀況惡化，償債能力減弱。

2020年全球企業違約率大幅上升。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全球企業違約率分別為2.74％、3.14％和1.60％，較上年增幅顯著。全球企業債券違約事件主要集中于石油與天然氣行業以及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零售和商業服務行業。在地域上集中于北美、拉丁美洲以及歐洲地區。

結構融資產品違約率方面，2020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結構融資產品違約率表現不一。具體來看，標普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的違約率均較上年有所下降，分別為1.37％和0.57％，且標普所評全球結構性融資年度違約率降達到了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穆迪所評結構融資產品的違約率為0.30％，較上年有所上升。從產品類型看，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RMBS）違約率最高，標普和惠譽所評違約率分別為2.17％和1.20％，其次為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CMBS），標普和惠譽所評違約率分別為0.74％和0.40％，資產支持證券（ABS）的違約率較低。從區域來看，違約仍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歐洲地區。

（二）全球企業和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均呈調降趨勢

2020年，在新冠疫情沖擊背景下，全球經濟深度衰退，企業信用狀況弱化，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全球企業評級延續上年調降趨勢，且調降趨勢進一步加大。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國家主權評級均由調升趨勢轉變為調降趨勢。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結構融資產品評級調整趨勢變化不一，其中標普所評結構融資產品評級由上年調升趨勢轉為調降趨勢；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評級仍呈調升趨勢，但調升趨勢較去年明顯減弱。

2020年國家主權評級整體呈明顯調降趨勢。其中，標普國家主權評級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1.49％和19.41％，穆迪國家主權評級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3.49％和20.14％，惠譽國家主權評級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1.26％和20.13％，均由上年的調升趨勢轉為調降趨勢。信用等級調升主要集中于中歐和東歐地區；等級調降集中于受新冠疫情爆發及油價暴跌影響嚴重的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地區。

2020年全球企業評級調降趨勢進一步擴大。其中，標普全球企業評級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2.80％和18.50％，惠譽全球企業評級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4.30％和16.80％，穆迪的級別偏移（Rating drift）[22]由上年的-5.00％下降至-22.00％。國際三大評級機構調降趨勢進一步加大。從地域分布來看，等級調降主要集中于北美、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從行業分布來看，等級調降主要集中于酒店、運輸及能源行業的非金融企業。

2020年結構融資產品評級調整趨勢表現變化不一。2020年，標普所評結構融資產品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3.70％和7.60％，由上年調升趨勢轉為調降趨勢。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上調率和下調率分別為6.40％和3.90％，仍呈調升趨勢，但調升趨勢較去年明顯減弱。其從產品類型來看，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CMBS）級別調降幅度最大。從地域分布來看，等級調升與調降均主要集中美國和歐洲地區。

（三）全球主要品種等級分布較上年末變化不大

截至2020年末，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國家主權評級、全球企業評級和結構融資產品的信用等級分布較上年末變化不大。投資級占比方面，穆迪和惠譽所評國家主權評級投資級占比較上年末均小幅下降，標普所評國家主權評級投資級占比較上年末略有上升；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全球企業投資級占比較上年末均小幅下降；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所評結構融資產品的投資級占比較上年末均小幅上升。

國家主權評級方面，截至2020年末，標普、穆迪和惠譽國家主權信用等級分布較為分散，BB級及以上分布較為平均，與上年末分布變化不大。其中，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B級占比均最高，分別為30.77％、30.86％和20.25％。三家所評國家主權信用等級為投資級的占比分別為54.89％、47.79％和62.34％，其中標普的投資級占比較上年（54.62％）略有上升，穆迪和惠譽的投資級占比較上年（50.36％和63.40％）小幅下降。

截至2020年末，國際三大評級所評全球企業主體的信用等級仍主要集中在A級~B級，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A級~B級全球企業主體的占比分別為90.15％、85.72％和89.53％，其中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全球企業占比較高的均為BBB級（或Baa級），占比分別為26.67％、34.45％和30.54％。截至2020年末，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全球企業投資級占比分別為52.17％、75.42％和62.67％，較上年末占比（52.73％、74.75％和65.25％）均小幅下降。

結構融資產品評級方面，截至2020年末結構融資產品的等級分布仍較為分散，其中AAA級占比最高，標普、穆迪和惠譽AAA級占比分別為21.77％、35.83％和36.83％，AA級~CC級分布較為平均。截至2020年末標普、穆迪和惠譽所評結構融資產品的投資級占比分別為63.96％、67.74％和70.07％，較上年末占比（63.29％、66.58％和68.47％）均小幅上升。

四、信用評級國際監管動態

2020年以來，國際評級行業的監管重心是繼續加強內部控制建設與防范利益沖突，加強對信用評級數據獲取與使用的監管，加強和規范信息披露要求，完善法律責任追究制度和提高審查報告透明度等。

（一）美國信用評級監管動態

1．繼續開展對ESG因素及產品、突發公共事件應對、貸款抵押債券（CLOs）、商業房地產、低投資級公司和市政債券等方面的專項風險評估

在對ESG因素及產品專項風險評估方面，SEC認為ESG領域發展迅速，NRSROs和非NRSROs之間的競爭加劇，存在的潛在風險包括：評級機構未根據評級方法或流程應用ESG因素、未充分披露評級行動中應用的ESG因素、評級過程中未對使用附屬機構或第三方的ESG數據進行有效的內部控制、評級機構在評級和提供非評級ESG產品和服務中可能存在利益沖突。

在對突發公共事件應對的專項風險評估方面，SEC指出NRSROs因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沖擊而下調信用級別，并對評級方法、宏觀經濟的假設和預測進行了調整，其潛在風險包括：NRSROs是否充分引用和披露相關調整措施、NRSROs在新冠疫情之前收集的評級相關數據是否被調整以反映新冠疫情的影響，SEC認為這些風險可能會對特定行業的評級和監管產生較大的影響。

在對CLOs評級專項風險評估方面，SEC發現部分NRSROs在評級過程中進行定性調整時可能存在不遵守相關評級政策、程序和方法的情形，這些行為可能導致評級符號使用不一致。

在對商業房地產相關評級方面，SEC指出商業房地產面臨的經濟困境，可能會對與之相關的信用評級產生影響，如部分NRSROs可能存在不遵守相關評級政策和程序的情況；在數據使用方法方面，部分NRSROs可能存在未采用與確定基礎房地產和房地產估值的現金流相關的數據的情況。

在對消費者資產支持證券專項風險評估方面，SEC指出新冠疫情的沖擊降低了消費者的收入，對消費者資產支持證券的評級產生了潛在影響，加重了其償付風險。SEC發現如果各NRSROs不遵守其相關的評級政策、程序和方法，對疫情下借款人的服務、披露口徑、寬限、延期、展期和違約定義缺乏標準化，就會隱藏潛在風險，對消費者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造成影響。

在對低投資級公司專項風險評估方面，SEC指出過去幾年BBB級別的美國公司債務的比例不斷增加，在2020年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SEC發現如果NRSROs未對相關債務進行有效監管，不遵守相關評級政策、流程和方法，將會對低投資級公司的信用評級構成風險。

在對市政證券專項風險評估方面，SEC指出一家NRSRO沒有及時發現它所收到的關于證券清償時間的信息是錯誤的，也沒有在評級監督程序中發現評級錯誤。SEC認為這是潛在的風險，特別是對于擁有大量市政評級的NRSROs來說，他們可能缺乏足夠的控制措施來檢測評級錯誤，或者未遵守明確撤銷市政評級時間的政策和程序。

2．提高評級機構年度審查報告的透明度

2021年3月11日，SEC投資者咨詢委員會（Investor Advisory Committee，以下簡稱IAC）[23]批準了市場結構小組委員會關于提高SEC信用評級辦公室（OCR）對NRSROs的年度審查報告的透明度的建議。現階段SEC檢查報告中僅對存在問題的NRSROs進行匿名處理，或只將這些評級機構描述為“較小的NRSROs”或“較大的NRSROs”。IAC認為，如果SEC能夠提高其年度檢查報告的透明度，投資者將從中受益，信用評級機構將更加負責任，市場透明度也將得到提升。因此，IAC建議OCR在其報告中明確指出存在重大行為缺陷的NRSROs，并建議年度檢查報告的格式應進行修改，以符合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年度公共檢查報告所使用的方法[24]。該建議有利于幫助信用評級使用者充分地評估不同評級機構的政策和程序，提高投資者的甄別能力，減少對不可靠和不準確的評級的依賴。

3．加強對評級結構化產品的監管處罰

DBRS因對CLOs評級政策和程序設計不合理被SEC提起訴訟。2021年9月13日，SEC稱DBRS未能按照證券交易法[25]的要求建立、維護、執行和記錄合理的評級政策和程序，以評估CLO組合票據的發行人違約、未能及時付款或不按照證券條款向投資者付款的可能性。DBRS對CLO組合票據的信用評級僅限于償還組合票據的額定本金余額，而并不涉及應付給CLO組合票據持有人的超出額定余額的現金流。根據證券的支付條款（包括優先權條款），支付額定余額并不是對CLO組合票據持有人的全部承諾，持有人有權獲得CLO組合票據組成部分的所有本金和利息收益，這些收益的總額可能超過額定余額。最終，DBRS同意支付100萬美元的民事罰款，并承諾審查并修改其與違規行為相關的內部政策和程序。

前信用評級機構晨星因對商業抵押貸款支持證券（CMBS）進行評級時違反了的信息披露和內部控制相關規定被SEC提起訴訟。2021年2月16日，SEC起訴晨星在2015年至2016年評級的30個CMBS業務中，晨星公司未披露CMBS評級模型中調整“特定貸款”壓力的方法，SEC稱，晨星未公開的調整通過緩解模型壓力而調高信用增級，使支付評級費用的發行人受益，使他們能夠向投資者支付更低的利息。同時，SEC起訴晨星未能建立和執行有效的內部控制來管理相關業務。

4．SEC延長授予日本JCR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豁免指令

根據2018年8月17日SEC頒布的授予JCR臨時有條件豁免的指令，日本法律規定所有日本信用評級機構遵守相關公司治理的要求[26]與證券交易法第15條[27]的規定有所差異，但JCR表示，公司現已建立了確保遵守這些條件的流程，并且其監督委員會符合證券交易法中適用于NRSROs董事會的要求。因此SEC認為，為了公眾利益和保護投資者，可以授予JCR臨時免除遵守證券交易法第15條的規定至2021年8月20日。2021年8月20日，SEC宣告該豁免自動延長至2023年8月20日。

（二）歐盟信用評級監管動態

1．ESMA提出修訂《信用評級條例》，改進獲取和使用信用評級的方式

2021年9月30日，ESMA發布《關于改進獲得和使用信用評級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ESMA發現用戶通過評級機構網站和歐洲評級平臺（ERP）獲取和使用信用評級存在障礙[28]，并強調了用戶通過信用評級附屬機構使用信用評級和相關產品的擔憂[29]。為了確保在歐盟使用的信用評級是獨立、客觀和高質量的，ESMA認為需要修改法律，以確定在什么條件下可以獲取信用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并用于監管報告。ESMA提出應修訂《信用評級條例》，以規范信用評級附屬機構的信用評級和配套服務，明確信用評級機構是否可以將信用評級及相關產品服務外包進行收費以及哪些信息的提供可以進行收費，明確《信用評級條例》中關于信用評級的質量、及時性和準確性的規定應同樣適用于相關配套服務；規定信用評級機構網站ERP公布的信用評級必須以機器可讀的格式獲取，并可在有限時間內下載以用于監管報告，無需簽訂收費的數據許可證。

2．更新評級機構法規應用要求和實踐

2021年7月29日，ESMA更新了關于信用評級機構的第462/2013號法規的實施情況Q&；A文件[30]，更新前文件共包括6個部分的12個問答，修訂后包括7個部分的15個問答，新增“市場濫用監管（MAR）和信用評級機構監管（CRAR）之間的相互作用”部分，明確了信用評級、評級展望以及與之相關的信息在向公眾披露之前都被認定為內部信息；在信用評級機構的公開網站上披露之后，信用評級、評級展望以及與之相關的信息不再被視為內部信息；如果一個信用評級機構以訂閱的方式發布其信用評級，僅向其訂閱者披露信用評級之后，信用評級也不再被視為內部信息。

3．完善向信用評級機構收取費用流程

2021年6月21日，ESMA發布《關于ESMA向評級機構收取費用的最終報告技術建議》，對1月29號發布的咨詢文件[31]做出了修訂和確認，簡化了適用營業額的計算方式[32]；確認提高信用評級機構的基本注冊費為40000歐元；新注冊的評級機構如果屬于某個評級集團或第三國評級集團，需支付初始監管費用，如果不屬于某個集團，則在注冊當年和之后第二年免于繳納監管費；年適用營業額低于400萬歐元的評級機構豁免年度監管費，年適用營業額在400萬歐元至1500萬歐元之間的評級機構需支付其適用營業額0.5％的年度監管費，年適用營業額超過1500萬歐元的評級機構支付其適用營業額超出部分與所有適用營業額超過1500萬歐元的注冊評級機構的總適用營業額之比的年度監管費；經認證的評級機構豁免初始監管費，僅需在每年3月31日支付6000歐元的年度監管費。

4．ESMA發布多個指南進一步完善評級機構信息披露要求

規范初步審查和初步評級披露要求。2021年5月26日，ESMA發布《關于初步審查和初步評級披露要求指南的咨詢文件》（以下簡稱“咨詢文件”），咨詢文件主要介紹了開展評級披露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據、公開披露的內容、公開披露的時間、訪問公開披露的方法等內容。在公開披露的時間方面，（1）評級機構應確保其提供了初步審查或初步評級的公司或債務工具的清單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公布；（2）在提供初步審查或初步評級后的30個自然日內，評級機構應更新其已提供初步審查或初步評級的公司或債務工具的名單；（3）如果暫時不能確定是否為該企業或債務工具提供信用評級，則應在為該企業或債務工具提供信用評級的月份結束后30天內將其列入名單。在公開披露的內容方面，評級機構應確保在其提供初步審查或初步評級的每一個實例中都包括以下信息：（1）機構或債務工具的名稱；（2）機構的全球法人機構識別編碼（LEI）或債務工具的國際證券識別編碼（ISIN）；（3）機構類別或債務工具的資產類別；（4）提供初步審查或初步評級的日期。訪問公開披露的方法方面，在公開披露信息時，評級機構應確保：（1）公開披露需使用ESMA提議的標準化模板；（2）標準化模板在評級機構網站的查看需無注冊障礙；（3）評級機構需將標準化披露模板在其網站上的位置通知ESMA，以便ESMA在其網站的某個部分加入該位置的鏈接。

完善信用評級機構向ESMA提交定期信息的規定。2021年4月7日，ESMA發布了《信用評級機構向ESMA提交定期信息指南—第二版》。該指南明確了評級機構應提交的信息[33]，詳細劃分了A類和B類兩種不同報告頻率[34]、報告期和提交的截止日期，用圖示規定評級機構應向ESMA提交其內部組織架構所包含的信息，以便ESMA統一對評級機構進行持續監管。新指南還明確了ESMA對評級機構提交用于計算監管費和評級機構市場份額信息的要求。計算監管費方面，規定評級機構應最遲在每年5月31日前向ESMA提交其上一年度的年度審計賬目以供計算監管費，計算監管費需參考評級機構營業額[35]；計算市場份額方面，由于計算評級機構市場份額與計算監管費的基礎相同，計算監管費適用營業額的準則也適用于計算評級機構的市場份額。

加強信用評級的披露要求。2021年3月12日，ESMA在2019年版《適用于信用評級的信息披露要求指引——最終報告》的基礎上更新《適用于信用評級的披露要求指南》。ESMA要求，信用評級或評級展望應附有新聞稿或報告，說明信用評級或評級展望的基本要素，至少包含關于信用評級是否已根據評級機構條例背書的明確聲明或標識符、明確說明信用評級是否為主動信用評級等要素。如果ESG因素是導致信用評級或展望變化的關鍵驅動因素，ESMA要求在隨附的新聞稿或報告中概述信用評級或展望變化背后的關鍵驅動因素是否符合評級機構對ESG因素的分類、確定ESG作為關鍵驅動因素、解釋為什么這些ESG因素對信用評級或展望至關重要以及附上評級機構網站鏈接，鏈接需包含如何將ESG因素視為信用評級的一部分的解釋，或說明如何在該機構的評級方法或模型中考慮ESG因素的文件。

5．加強對利益沖突的監管處罰

2021年3月30日，ESMA對穆迪集團的五家公司處以罰款，這些公司位于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罰款總計370.3萬歐元，同時ESMA發布了違反信用評級機構條例（CRAR）有關獨立性和避免股東利益沖突的公告。ESMA指出穆迪分公司違規行為涉及：（1）違反了禁止對持有本評級機構10％股權的股東或本評級機構董事會成員出具評級的規定；（2）未披露與5％所有權相關的利益沖突；（3）對股東利益沖突的內部政策和程序管理不充分。ESMA對穆迪分公司監管處罰旨在避免股東對評級過程的干擾，強化評級機構利益沖突管理，有助于保護投資者利益。

[1]因本報告涉及的主要數據存在官方披露時間滯后的問題，除信用評級國際監管動態部分外，其余章節均針對2020年的情況進行分析。

[2]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

[3]指美國同業拆借市場的利率（The interest rate at which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lend reserve balances to other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overnight）。

[4]美聯儲在3月15日發布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聲明中指出，委員會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將其持有的國債數量增加至少5000億美元，并將其持有的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增加至少2000億美元。

[5]數據來自歐盟統計局。

[6]數據來自德國聯邦統計局。

[7]數據來自法國國家統計局。

[8]數據來自英國統計局。

[9]指再回購利率（The interest rate the bank of England pays to commercial banks that hold money with the former）。

[10]數據來自日本內閣府。

[11]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

[12]日本央行于2016年9月開始修訂政策框架，引入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不宣布政府債的購買規模，而是設定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的目標區間為“接近于零”。

[13]包括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所發行的全部債券，以下同。

[14] 9家NRSROs包括7家美國本土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貝氏評級（A.M.Best Rating Services，Inc.，下文簡稱貝氏）、伊根瓊斯評級（Egan-Jones Ratings Company，下文簡稱伊根瓊斯）、Kroll Bond Rating Agency，Inc（下文簡稱KBRA）和DBRS，Inc.（下文簡稱DBRS），2家非美國機構：日本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下文簡稱JCR）、墨西哥HR Ratings de México， S.A. de C.V.（下文簡稱HR Ratings）。

[15]注冊的信用評級機構包括本土信用評級機構20家、標普（1家在歐分支機構）、穆迪（7家在歐分支機構）、惠譽（3家在歐分支機構）、DBRS（2家在歐分支機構）、KBRA歐洲評級機構、貝氏（2家在歐分支機構）；3家認證的信用評級機構分別是日本的JCR、墨西哥的HR Ratings和美國的伊根瓊斯。

[16]分別為惠譽德國有限公司、惠譽法國有限公司、惠譽波蘭公司、惠譽意大利公司和惠譽評級西班牙公司。

[17]由于惠譽為非上市公司，其年報披露時間不固定，截至本報告發布日，惠譽2017年至2020年財務數據尚未公布。

[18]數據來源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年度監管報告。

[19]由于DBRS將晨星添加為附屬機構，本報告期內DBRS統計數據中包括了2019年7月2日后晨星部分，下同。

[20] 2019年，DBRS和將晨星添加為附屬機構，在合并之前，兩家公司共計515名分析師，2019年底，合并后共有475名分析師；2020年底合并后的實體共有428名分析師，企業合并后的調整或是分析人員減少的主要驅動因素。

[21]分別是阿根廷、伯利茲、厄瓜多爾、蘇里南、黎巴嫩和贊比亞。

[22]穆迪的等級調整指標為級別偏移（Rating drift），指發行人信用級別上調子級的平均值減去發行人信用級別下調子級的平均值，用于衡量信用等級調整的情況，該指標為負值表示信用等級呈調降趨勢，絕對值越大表明級別調整越明顯。

[23]《多德-弗蘭克法案》第911條規定，IAC負責就監管重心、證券產品監管、交易策略、收費結構、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投資者信心和證券市場誠信的舉措向委員會提供建議。《多德-弗蘭克法案》授權IAC提交調查結果和建議供委員會參考。

[24] PCAOB的公開檢查報告沒有指明審計工作被檢查的具體客戶，但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來評估審計師的表現，包括以圖表的形式說明在該審計事務所檢查的所有審計中含有重大缺陷的百分比，重大缺陷按照受影響的賬戶或交易類型進行分類，并以多段敘述的形式進行描述。

[25]指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

[26]為確保信用評級業務的公平和適當，日本法律要求日本評級機構建立一個“監督委員會”作為其內部監督機構，以及至少三分之一的監督委員會成員（至少兩個）是“獨立成員”，并禁止公司董事擔任獨立成員。

[27]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5E（t）條要求每個NRSRO實施特定的公司治理措施。包括：要求每個NRSRO擁有一個董事會；規定了這種董事會的具體強制性職責；規定至少一半（不少于兩名）的董事會成員應獨立于NRSRO，部分獨立董事應包括NRSRO的評級用戶；規定NRSRO董事會的獨立成員的報酬不得與NRSRO的業務表現掛鉤，并應確保他們判斷的獨立性，獨立董事的任期應是事先約定的固定期限，不超過5年，不得延期。

[28] ESMA發現，為了將信用評級用于監管目的，用戶必須簽訂數據許可證以獲取信用評級數據源和平臺服務，且評級機構網站和ERP免費提供的信用評級由于不能以機器可讀的格式訪問或大量下載而沒有被用于監管報告。

[29]《2018年專題報告》證實，在歐盟經營的三大評級機構非直接而是通過其附屬公司向用戶發布信用評級，且這些信用評級機構表示，他們對其附屬機構所發布的信用評級相關產品的質量或準確性不承擔任何責任，也沒有配套措施對其服務和收費進行監督。

[30]該文件第一版于2013年12月17日發布，旨在明確評級機構法規，尤其是評級機構法規（2013年5月21日第462/2013號法規）的應用要求和實踐。它回答了市場參與者（包括信用評級機構）提出的與評級機構法規實際應用相關的問題。

[31]2021年1月29日，ESMA發布《關于向信用評級機構收費的咨詢文件》，闡述了ESMA關于簡化注冊費、年度監管費和認證費的計算和管理以及將評級機構的費用收取過程與ESMA的其他監管任務相統一的建議。

[32]適用營業額的計算修改為：在某一財政年度（N）的適用營業額將根據其N-2年的經審計賬目計算，且需在N-1年的9月30日之前提交給ESMA；適用營業額應被視為評級機構在其經審計的賬戶中報告的年度總收入；希望從其年度總收入中扣減的信用評級機構應依據《信用評級條例》區分來自信用評級活動、輔助服務和其他服務的收入。

[33]指南主要描述了ESMA會給每個評級機構分配一個報告日程安排表，依據不同評級機構的情況分配A或B兩種不同的類型，評級機構應根據兩個類型中的一個，按季度、半年度、年度、半年或臨時的方式向ESMA提交信息，如果文件是以英語以外的語言提交的，這些文件的需以pdf格式或其他機器可讀的格式提交。

[34] A類包括年度、半年度和季度，B類包括雙年度和年度。

[35]如果評級機構的年總收入為1000萬歐元以上并來自非評級活動或非輔助服務，評級機構應向ESMA提供此類活動和服務的詳細說明；如果一個年總收入在1000萬歐元以上的評級機構向不同客戶提供信用評級活動和輔助服務，可以從輔助服務產生的收入計算中扣除相關收入，并向ESMA提供其內部結構的詳細描述，以及相關政策和流程（如有）。

關鍵詞： 國際評級行業發展與監管動態報告 年期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