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桌還是那樣，不墊一下桌腿就有點晃。椅子也是，坐久了硌屁股。對廖小冬來說，教室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卻又是“久別重逢”。不是假期結束之后的那種重逢，而是差一點就再也不見了。

“我走了半個中國才回到課堂。”廖小冬說，讀初一時，他曾因“網癮”輟學，進過廠、挨過打、端過盤子，哥哥廖小龍始終沒放棄，一定要把他弄回學校。

6年后，19歲的廖小冬考上了大學。報到的前一天，他把自己和哥哥的故事發到網上。這段名為“記錄因網癮輟學后的七年”的視頻很快登上社交媒體的熱搜榜單，很多網友通過評論和私信，向這對兄弟咨詢“勸學”經驗。

“每條評論里都有一個痛苦的家庭，我們想出一分力。”哥哥廖小龍在視頻網站寫下聯系方式，組建起一個名叫“引路人”的勸學群，還制作了“勸學互助表格”。

群里的信息是他似曾相識的經歷——“勸妹，初三在讀，游戲癮”“因網癮脾氣爆、打罵不尊重體諒親人”“自稱‘恨父母’，不愿和現實生活中的人交流”……廖小龍看到信息背后的“廖小冬”們，也意識到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和弟弟一樣，“網癮不是厭學的‘根’”。

如今，廖小冬把重回校園的那天稱為“人生的轉折點”。

他清晰地記得，教室門上張貼的新生名單，“廖小冬”排在最后。他是插班生，重新讀初一，等老師排完座位，他看到四周都是新同學，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實”。

“沒人知道我曾是一個‘網癮少年’，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真的不想去學校了”

2013年，在江西一個普通的農民工家庭，19歲的廖小龍離家去上大學。弟弟廖小冬還記得，送哥哥那天，一家人早上五六點就起床了，天氣霧蒙蒙、白茫茫，他撐著困意，看爸爸和哥哥登上綠皮火車。“家里人說，以后哥哥半年才能回一次家。”

廖小龍比廖小冬大10歲，三四歲時，父母在廣東潮汕地區的家具廠打工，沒人陪他玩，他就看父親干活，“先在貝殼上做標記，再把它通過工藝弄到紅木家具上面”。

外地來的小孩兒被當地村民稱為“外省仔”，很容易被欺負。廖小龍從小就會講潮汕話，能偽裝成“本地人”，但他從不敢說自己的全名，“因為他們一個村子都是一個姓”。突然有一天，母親的肚子鼓起來，廖小龍特別興奮，他堅定地相信，“以后要有個給我撐腰的兄弟了”。

弟弟出生那天，廖小龍放學回家，看到父母“去醫院”的留言，激動又期待。吃晚飯時，這個小男孩兒把粥里的肉全挑出來，想留給弟弟做“見面禮”。后來他才知道，初生嬰兒不能吃肉，沮喪感他至今都記得。

廖小冬的童年，所有玩耍的記憶幾乎都和哥哥有關。在他印象中，父母上班，哥哥就把他放在自行車后座，載著他騎過村里的山坡，經過溪流。不管先前他哭鬧多兇，只要一坐上哥哥車上的兒童椅，他就能很快安睡。

“我哥左手扶著我，托著我的頭，右手扶車把，載我去過很多地方，回家時左胳膊上都是我的口水。”

有一次，廖小龍載著弟弟摔了一跤，他一瘸一拐地抱著弟弟回家，被母親臭罵一頓。

廖小冬一直都覺得，母親對哥哥比對自己嚴厲得多。她會因為和哥哥拌嘴，就賭氣不交學費，直到班主任來勸;她曾當著哥哥朋友的面發火;每每兄弟倆發生沖突，母親也總是毫無條件地支持弟弟。

廖小龍的學業成績一直不錯，他上初中時，一家人搬回江西省撫州市廣昌縣，“為了哥哥能參加高考”。在廖小冬看來，母親并非不重視哥哥，而是對長子施用了不適當的管教方式。

上大學以后，廖小龍說自己是“逃離”了令人窒息的母子關系。他辦社團、開小店、談戀愛，仿佛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如魚得水”。他給父母打電話時，也會和弟弟聊幾句，那時他沒有意識到，弟弟那隱藏著危機的青春期很快就要到來。

長子離家后，廖家父母沒空照料、陪伴幼子，就買了臺智能手機安撫他，廖小冬開始接觸手機游戲。在生活上，父母對廖小冬幾乎“有求必應”，可一旦他任性，又會進行嚴厲的“棍棒教育”。

2016年秋末冬初，在南昌上大學的廖小龍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說“弟弟已經一個星期沒去學校了，每天在家里打手機游戲”，還說要離開學校。廖小龍蒙了：“13歲的孩子，不上學能做什么?”

后來他得知，剛上初一的廖小冬，期中考試從年級200多名下降到600多名。年輕的班主任在家長會上把廖小冬當成退步的負面典型來舉例，還把父子倆帶到公共辦公室里教育。

“只有我爸在解釋，我一言不發，老師可能有點生氣了。”7年過去了，廖小冬仍然記得班主任留下的那句話：“我覺得你兒子精神有問題，沒救了。領回去吧。”

這件事發生以后，廖小冬堅定地對父母表示：“真的不想再去學校了。”他轉而在網絡游戲里找成就感。

不久前，在兄弟倆做的那份互助表格里，一位網友說，弟弟初二因網癮輟學，小學時成績很好，到初中下滑，在和姐姐的長期比較中失去信心，認為學校是“PUA的地方”，自稱“恨父母”，爸媽從未真正了解過自己。

在原因分析那一欄，這位網友還寫道：父母溺愛，但卻隱約拿弟弟和更優秀的人比較;學校的老師曾經冤枉過他，讓他在同學面前出糗;看過的心理醫生對他不負責任，讓他覺得“醫生只會讓你花錢買藥”。

“他們的經歷和我很相似。”廖小冬隱約覺得，網癮只是“問題少年”發泄情緒的渠道，表象背后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問題。有網友在群里說“弟弟因網癮厭學，求解”，廖小冬想了一下回復：“這可能不是厭學真正的原因。”

什么辦法都試了

接到父母的求助電話時，大四的廖小龍正焦慮地面對秋招，但他還是匆匆從南昌往家趕。他在QQ空間發了第一條和弟弟有關的動態：“我弟現在讀初一，因沉迷手游厭學，情緒極不穩定，求支招和推薦戒網癮相關影視材料。”

一進家門，廖小冬形容是進了“火藥桶”“就像巴爾干半島一樣”。到處都有發生過沖突的痕跡，椅子倒在地上，只剩3條腿。垃圾桶上有裂痕，桌子上散落著撕碎的課本和作業本。天氣已經轉冷，弟弟廖小冬還穿著敞口的薄外套，光著腳，半癱在沙發上看電視。

廖小龍心下穩了穩，若無其事地和弟弟聊起了電視節目。

“其實我有預感，我哥是為勸我才回來的。”廖小冬回憶，他把哥哥直接劃入了“敵人”的陣營。

廖小龍和弟弟聊游戲、電影和大學生活，他發現，一旦自己試探性地提起學校，弟弟就會瞬間一言不發。

此后幾天，廖小龍帶著弟弟到處游玩，沒再提過上學。與此同時，他和父母悄悄擬訂了一個計劃。

廖小冬記得，“當時爸媽作勢要打我，我哥把我拉到旁邊，假裝保護我。我爸沖過來搶走我手機。我想搶回來，但被我哥抱著，我爸當著我的面把手機掰掉，扔在地上。”

那一刻，廖小冬的大腦一片空白，“小時候，爸媽擔心我打擾他們工作，把手機主動給我玩，現在怎么會砸掉?!”

那天晚上，不知是戲的廖小冬來到哥哥房間，抱著他的胳膊，講述不愿意去學校的原因。他聽不懂數學課，成績突然下滑，還被老師厭棄，自尊心嚴重受挫。

后來，廖小龍帶廖小冬去他就讀的高校參觀，見識了大學生活的精彩之后，廖小冬同意重回學校。但這個13歲的少年一到家就變卦了，他對哥哥說：“你手機借我玩玩，我就回學校。”

父母放棄了，廖小龍也得回學校，臨走之前，母親哭著對廖小龍說：“你弟完了，從此以后我只有你一個兒子。”

幾天后，廖家父母聯絡了在江蘇打工的親戚，廖小冬送弟弟“找出路”。在綠皮火車上，弟弟像小時候一樣，靠著哥哥睡著了。

“我爸媽是真想讓我去找工作，但我哥是想讓我看看打工難，再把我帶回家上學。”在蘇州張家港待了一段時間后，廖小冬回家了。

他的情況看上去更麻煩了，他用各種極端方式威脅父母，承諾買手機就上學，于是又得到一部手機，“早上醒來第一件事不是刷牙，而是打開游戲做任務”。

廖小龍寒假回家，看到了弟弟的樣子：“我下午到家，他剛剛起床，黑著眼圈，揉著眼睛，捏著手機。”游戲打得越多，廖小冬越沒有和同學交流的欲望。

那個春節，廖小龍利用肢體優勢搶走弟弟的新手機，轉移他的注意力，“溜冰、爬山、看電影、放鞭炮，寒冬里還陪他打水仗”。

那是一家人最難熬的一個春節。家里每個人的情緒都在臨界點，爭吵隨時可能發生。

鋪滿整條街的鞭炮碎屑似乎都與這個家庭無關，廖家父母和大哥都忐忑不安，他們不知道，春節過后，廖小冬是否會如約回到學校。

在哥哥的監督下，廖小冬的日常作息恢復正常，兄弟倆協商一致，把弟弟的手機賣掉了。

還有人沒放棄我

2017年2月13日，廖小冬回到原來所在的班級。

那天，廖小龍簽署了人生中的第一份保證書。他還被班主任告知：“你弟弟屬于輟學，不好管教，如果他再逃學，出了什么問題，與學校無關。”

廖小龍原本還期待和老師探討輟學孩子重樹信心的話題，實際上，學校留給他的只有寫那份“保證書”的10分鐘。

“感覺被異樣的眼光包圍。”廖小冬如今已經很難說清楚，他感受到的冷漠和疏遠是因為同學們“被引導過怎么對差生”，還是“自己的自卑心理作祟”。但他是真的聽不懂課，堅持了一天半，他又回到家里。

10天以后，13歲的廖小冬獨自一人乘火車去江蘇，這次他真的是去打工。廖小龍看著弟弟的身影消失在車站盡頭，“就像看著他的未來墜入深淵”。

廖小冬找到一家燒烤店，愿意招“童工”，從下午4點干到凌晨3點，兩天后他雙腳就長滿水泡。“老板給了我200元，讓我拿著錢回家讀書，我選擇繼續南下打工。”

托父母的關系，廖小龍在廣東找到一家服裝廠，每天工作10小時，處理上千件衣服，月收入800元。他日復一日地剪著線頭、面對著成摞的比他還高的衣服，第一次產生了恐懼：“我的人生就這樣了嗎?”

父母心疼兒子，南下接廖小冬回家，不再管教，任其發展。

那年6月，廖小龍即將大學畢業去深圳工作。出發前，他回到家，看到弟弟的狀態，情緒失控了。

兄弟倆打起來，連父母都勸不住。13歲的少年已經長出了力氣，和哥哥從樓上打到樓下，打了半個多小時，直到兩人都筋疲力盡。

廖小冬最后不再還手，任由哥哥的巴掌打在身上。他記不清是在哪一瞬間，突然意識到，在全世界都放棄了他的時候，哥哥仍然在努力地拉著他。在哥哥眼里，他不是塞一部手機就可以敷衍過去的小孩兒，也不是可以隨意輕視的差生，而是“重要的存在”，他還像小時候那樣，要用手托著弟弟的頭。

“醒悟不是這一刻，而是我哥這半年的陪伴在這一刻發揮了作用。”廖小冬起身把手機從4樓扔下去，他告訴哥哥：“我真的不會再玩了。”

晚上，兄弟披著月光，躺到小區的大樹下。廖小冬對哥哥說，“我想回學校，想從初一開始讀。”

我又感激，又愧疚

2017年9月，廖小冬復讀初一，廖小龍趕赴深圳參加工作。

比起久別重逢，廖小冬覺得這次回學校更像是一個新的起點，是他艱難跋涉了一路才終于走回的起點。

“有時候我甚至慶幸自己是一個‘懶人’，如果我勤奮能吃苦，今天應該還在廠里打工。”

為了讓弟弟完全脫離過去的環境，廖小龍指揮父母給弟弟找了一個可以寄宿的教師家庭，“父母過于寵溺，他會不自覺地展現出頑劣”。

有人對廖小龍說：“你弟弟在學校出名了。”過去半年，廖小冬3個字成為當地中學“網癮”“逃學”的代名詞，是負面典型。在新環境里，每當廖小冬感到難過和挫敗，就試著去回憶半年來哥哥的陪伴。

數學則率先給了他快樂。

“解數學題給我一種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是那幾年我最需要的，我第一次在學習中獲得這種新鮮獨特的感覺。”

與此同時，在深圳的廖小龍最害怕接到家里的電話，“害怕他突然又不想上學了，隨時都像要接受命運的審判”。

父母像前線的偵察兵，把情報傳給大兒子，向他反饋弟弟的狀況：開學第一天正常、第二天正常、第一周正常……第一個月正常。廖小龍通過微信指導父母，使用什么溝通“戰術”，怎么監督弟弟早睡早起，還讓父母把智能手機換成了老年機。

返校一個月后，廖小冬參加了學校月考，廖小龍“比自己高考時還緊張”。幾天后，他收到弟弟的信息：“班級第一，年級148名。”他回復：“不要驕傲、不進則退，給你買了好吃的。”

“第一次出成績我挺意外的，不敢相信自己能做到。”廖小冬記得，同桌偷看到成績單，對他說，廖小冬，你是班上第一。他不相信，恰好班主任拿著成績單走過來，看到他轉著腦袋想偷看，就沖他開玩笑：“看什么，第一名你了不起。”

時至今日，廖小冬仍能復述當時的每一個細節，那一刻，他找回了曾經丟失的自信，“又感激，又愧疚”。想到之前的自己，他有點后怕，認為人生差一點就脫軌了。

讀初二時，廖小冬已經進步到“學有余力”，他和父母、哥哥聊起過去的事，才知道“他們為我付出了多少”。

那時，初入職場的廖小龍也在迎接挑戰，他的第一份工作與芯片銷售相關，背負著巨大的績效壓力，游走于客戶的酒桌之間。3個月后，他辭職轉行，因為“從弟弟的身上得到了重頭再來的勇氣”。

有一天，廖小龍突然想起，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問過弟弟的學業了，他意識到，那個曾經哭喊著要玩手機的“網癮少年”遠去了。

一定要找到本質上的原因

考上高中之后，廖小冬的成績不再像初中時那樣優異，他有過失落感和挫敗感，但再也沒想過放棄學業。新冠疫情期間，學校上網課，廖小冬重新擁有了智能手機，他偶爾也打打游戲，“放松一下，但沒那么重要了”。

他記得，初中時的一位英語老師讓他感覺“前所未有地被尊重”，他后來開玩笑地叫過她“媽媽”。這位老師似乎偏愛他，總在辦公室對別的老師夸耀他“優秀”，在廖小冬看來，這種重視護著他度過了“敏感的青春期”。

他再也沒被說“精神有問題”，焦慮時就和哥哥聊天，帶著哥哥買的籃球、乒乓球拍去運動。

廖小冬回到學校后，他的父母也開始反思過去的教育方式，他們耐心地聽大兒子的建議，也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陪伴小兒子。廖小冬說，如今母親一提到哥哥就流淚，她常常后悔曾經用那樣嚴苛的方式對待哥哥。廖小龍則回應道，一切都過去了，他打趣道：“我媽現在很支持很理解我，除了還會催婚。”

廖小冬高考前，在深圳互聯網行業工作的廖小龍請了半個月假，回家線上辦公陪伴弟弟。這是作為“打工人”，廖小龍能騰出的最多的時間，他用完了全年所有的假期。

弟弟收到一所一本院校的錄取通知書后，廖小龍回想起曾在朋友圈和QQ空間里多次向親友求助“勸學”，認為“是時候給這故事一個結局了”。

他和弟弟整理素材，共同回憶，創作了一條視頻。

視頻發出后幾天，播放量就破了百萬，兄弟倆收到大量咨詢信息。廖小龍想到，自己曾經也迷茫和無助過，他想過送弟弟去號稱能戒除網癮的學校，想過找電視臺上節目。想來想去，他決定建立一個群組，讓大家一起討論，互相建議，“能拉回來一個是一個”。

在這個近百人的群組里，每天都有新的“問題少年”出現。

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暴躁、厭學、沉迷網絡，讓老師和家長束手無策。“你看那些向我求助的人，十有九個半都會說是弟弟、妹妹、兒子、女兒的問題，但核心問題大概率都出在家庭和學校，大家都太擅長把問題怪到孩子身上了。”

近幾年，關于青少年網絡沉迷的學術研究并不鮮見，學界的一種共識是，“未成年人沉迷網絡行為和不當的家庭教育呈現出正相關趨勢”。2021年發布的一份《未成年人沉迷手機網絡游戲現象調研報告》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不懂得如何在互聯網時代教育、引導孩子的家長，在面對孩子的哭鬧時發現，相比于苦口婆心且無效果的說教，給孩子一部手機往往是最“便捷高效”的方式。殊不知，這種行為也為孩子沉迷手機網絡游戲埋下了伏筆。

一些學者在調研中發現，部分未成年人會借助手機網絡游戲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壓力和情緒，包括“忽視型”家庭教養方式所帶來的情感忽視等負面情緒和日常無法排遣的內在壓力。

其次，學校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些研究指向一個共同的結論——與現實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斷聯的孩子才會通過網絡尋找聯結，這也是為什么廖小龍認為，不搞清楚真正的原因，強迫他們不碰手機，回去上學，作用可能不大。

讓他感到寒心的是，很多人甚至都不愿意花點時間，好好地把問題填在“勸學互助表格”里。“群里近百人，填表的不超過10個。”廖小龍說，“這就像你找我問診，卻不愿意把手伸過來讓我把把脈。”在他看來，勸學是一件成功概率不高的事情，要真的用心并且付出行動。

有一個案例讓廖小冬印象深刻，孩子想繼續讀書，但父母覺得孩子不是那塊材料，不肯繼續供，孩子的小姨來尋求“反向勸學”的建議。廖小冬很驚異，竟然還有父母不愿意讓孩子讀書。

也有少年人感到迷茫無助，想要自律學習卻無法自控，他們沒有求助老師和父母，反而在群里小心翼翼地詢問“蹚過這條河的哥哥”：“在職校里，想要學習，但周圍沒有學習的氛圍，很受影響該怎么辦?”“到哪里找一個真正能讓我打開自己的人”……

人生的路到底怎樣走

“身在這個時代，初一輟學相當于21世紀的文盲。”廖小龍說，他有初中畢業就去務工的朋友，但幾乎都在社會的底層辛苦謀生，“新聞中那些輟學創業成功的案例，是極少數。”

廖小龍可以流利地背誦作家余華的一段話：“年輕人千萬不要去走《圣經》里的窄門，也不要去走崎嶇的小路，因為那個路走過去，基本是走不回來的，先去走寬廣的大路，路上人越多越好。等你們感受到自己有一定的能力了，覺得我可以去走一走獨木橋了，可以去走一走窄門了，可以去走一走崎嶇的山路了，然后你再走。”廖小龍自認為人生一直都在踏著按部就班的節奏，選理科、考大學、找工作，走大多數人走的路，做大多數人會做的選擇。

直到大學畢業時，弟弟前途未卜，父母希望他能留在離家更近的南昌，但他鐵了心要去闖深圳。他說：“我有我的人生要過。”2017年，弟弟回到學校，走上正軌。廖小龍卻毅然裸辭，決定轉去互聯網行業做產品經理。

有長達半年的空窗期，他沒有收入，在網上搶購熱門商品，再到二手平臺出售，賺差價維生。最難的時候他靠刷信用卡過活，“拆東墻補西墻”。他從沒有告訴父母，只和弟弟提過一句。后來，廖小龍自愿降薪進入一家小型互聯網企業，“為了獲取一張進入這個行業的門票”。

6年后的今天，經歷過互聯網企業裁員、福利銳減的日子，回看當初裸辭的決定，廖小冬總結：“說白了我就是‘頭鐵’，對形勢有過于樂觀的誤判。”

幾次跳槽后，現在的廖小龍工資漲了數倍。

廖小冬曾想報考江西警察學院，但以兩分之差落榜。哥哥為之遺憾，“現在的編制多難考啊”，他本人則表現得更為豁達。

“幾年前，我還是一個不讀書的人，如今給自己一個不會后悔的結果就夠了。”他說，“或許主角的身份從頭到尾都不屬于我，但我們每個普通人都要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

今年暑假，廖小冬去深圳打工，和哥哥擠在城中村公寓的一張床上。19歲的廖小冬已不會親昵地挽著哥哥的手臂睡覺了，但哥哥仍然是他在艱難困苦中首先求助的對象。

他也常常感知到哥哥作為一名“深漂”，也有無奈和迷茫。29歲的廖小龍回不去家鄉，因為縣城不存在一個叫產品經理的崗位，他只能用盡全力，在珠三角扎下根來。現在的他，無比羨慕穩定的感情和穩定的事業。看著弟弟報到，他回憶起自己的大學時光，那是人生中的高光時刻，“被全方位的認可”，而現在，他形容自己是一個“在相親中隨時準備著收好人牌的普通單身男青年”。“我弟完成了自己階段性的人生，可我還在自己階段性的人生里迷茫。”這讓廖小龍感到沮喪。

這一次，換廖小冬鼓勵哥哥，督促他自律，監督他學習、健身、相親。

廖小龍10歲時的期待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現實，他真的擁有了“可以彼此撐腰的兄弟”。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王雪兒 記者 秦珍子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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