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細節︱法律要救你嗎？貓藥案中的人心與法治

2023-07-07 14:21:51 來源: 百度新聞

據報道，6月30日廣受關注的“貓藥案”一審宣判，被告人胡某艷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4000萬元。

這個案件里的“偽劣產品”比較特殊，是一種叫做“傳腹康”的貓用藥。養貓人都知道“貓傳腹”是一種烈性貓科傳染病，死亡率很高，一直沒有特效藥。美國制藥公司吉利德在研發人類藥物的過程中意外發現化合物411（全名GS-441524）對于貓傳腹有療效。或是出于商業考慮，吉利德僅將411申請了專利，未申請獸藥批文。其后該公司將411的成分和制備方式向社會公開，被專業人士小規模用于貓傳腹的治療。不過，因為沒有正式的獸藥批文，這些治療都無法商業化。

2019年，學化學的被告人胡某艷改良了411的分子式，并嘗試將這種化合物申請專利。在未獲批情況下，她將該化合物作為添加劑，添加在已取得合法生產批文的獸藥“清瘟敗毒片”中進行生產、銷售。也就是說，她賣的“清瘟敗毒片”并不是真正的清瘟敗毒片，而加入了未納入產品成分說明的“411”，因此售價遠高于普通的“清瘟敗毒片”，銷售金額也遠遠超過200萬。因此，她被追究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并被頂格處罰。

(資料圖)

有人說，她的藥救了貓，現在誰來救她呢？她是不是貓版的“藥神”？也有人認為這個判罰太重了，一來沒有害貓命，二來貓主人愿意高價買，這你情我愿的事怎么就要用刑法制裁呢？同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也引發了人們的關注——這貓藥如何判斷偽劣？假如它偽而不劣，還是偽劣產品嗎？這就要看我們如何理解“偽劣產品”了。

一、如何理解“偽劣產品”？

刑法第140條定義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第147條定義了生產、銷售偽劣獸藥罪，但后者入罪需要“給生產造成較大的損失”，本案中不存在損失后果，所以一審判決是按照第140條來處理的。從第140條的條文看，構成要件包括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和“銷售金額”兩個方面。銷售金額5萬以上好理解，但什么叫“偽劣”？

偽劣是指“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充合格”，這個立法語言甚是通俗易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米面里面摻沙子、食用油里加廢油等。但經濟生活很復雜，案情也沒那么黑白分明：比如，摻了多少雜質、異物會導致偽劣？有沒有可能假貨比真貨質量還好？這就不一定了，法院不能靠著各自的理解去判案。

因此司法解釋進一步規定，如果對于上述行為難以確定，應該委托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進行鑒定。這意味著大量偽劣產品的背后都有質量鑒定意見書或質量檢驗報告。此類案件的辦理就形成了用質量鑒定來定性，再用銷售金額來定量，從而確定是否構成犯罪的模式。

乍一看這么辦案也沒錯，但是復雜的情況又出現了。如果一概按照質量報告，就可能將民事違約、行政違法與經濟犯罪相混淆。比如所謂的“假貨”比真貨更好，如果消費者對涉案商品的質量和交易價格心知肚明，還按照偽劣產品罪進行定罪，可能在個案的處理上偏離“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法治目標。

況且，質量報告只是一種證據，是否構成犯罪仍然需要法官的專業判斷。退一步說，就算《質量報告》認定這屬于偽劣產品，也僅僅是行政法意義上“偽劣產品”，只能受到行政處罰，而不能自動上升為刑法意義上的“偽劣產品”，刑法意義上的偽劣產品必須同時具備道義上的可譴責性。

總之，對于“偽劣產品”的刑法解釋，應以法益為基礎實質解釋，而不能僅停留在字面含義上進行形式解釋。考慮到這個罪名既侵犯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又侵害了消費者的人身、財產權益，在適用法律時，法院應當同等重視上述法益。

回到本案，一審法院顯然更強調維護的是生產銷售獸藥的管理秩序，也就是說，我國行政部門對于獸藥的生產、銷售有詳細規定，每一款獸藥都必須經過合法審批才能上市，在一款已獲批文的獸藥中添加新原料，從行政法的角度屬于“偽劣產品”。雖然沒有造成損害后果，但金額巨大，因此構成犯罪。

與此同時，我們卻忽略了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其核心目的是獲得產品的使用性能。因此，在判斷是否“偽劣”時，還要看產品是否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以及損害的程度是否達到值得刑罰處罰的程度。

為什么有那么多消費者愿意高價購買這款“清瘟敗毒片”？恰恰就是因為他們追逐411——這種傳說中的救命神藥，而且市場上賣411的商家不少，消費者選擇哪家下單，無非是考慮供應穩定、口碑相對較好、價格別太貴就行。他們要買的，原本就不是真藥。如果一個“假獸藥”比真獸藥療效還更好，還能說它是假藥嗎？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我們對于法條的解釋不能超越民眾樸素的正義觀和是非觀。

從這個角度來說，被告人的行為并沒有侵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并不必然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但其行為可能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涉嫌非法經營，可追究其他罪名。而這兩個罪名的量刑與140條相比更為輕緩，對被告人的行為做這樣的犯罪評價，可能更為準確。

二、刑法的最小化原則

有一點遺憾不得不提，在我國，對于含411化合物的獸藥，無論是藥商還是藥廠，都未能通過審核拿到合規的生產批文。但市場在那里，貓主子續命的需求和驚人的利潤在那里，不管是為了貓還是為了錢，仍然有人敢于冒險。

在這些冒險和無序的競爭中，很多貓活下來了，藥物的價格也下降了，以前只有針劑注射現在還有片劑可以口服了。如今，貓傳腹在中國已經不算是絕癥，只要能買到411，就有很大概率能活下來。這對貓和貓主人是好事，但對于那些生產和銷售411的人來說，卻要面臨嚴刑峻法的風險。

當一般人談到偽劣產品時，腦海中的典型樣板就是清晰、絕對的制假販假，并不會考慮特殊情況。人們對典型的制假販假當然要求嚴打，但這種態度是針對典型樣板的。就像《正義的直覺》所言，人們只是期待對典型犯罪樣板或者說最嚴重的犯罪樣板匹配相對更重的刑法。假如在法律適用中不考慮個案的特殊情形，就會出現對不那么嚴重的犯罪也施加了更重的刑罰，人們卻未必會對此領情。

所以，刑法140條打擊奸商制假販假符合民意，但本案的生產、銷售貓藥又和典型案件中的制假販假不同。當民眾眼中不那么具有犯罪性的行為被入罪，或者不該使用那么長期刑罰的行為被重罰，如果民眾不能理解其中的矛盾，刑事司法體系的道德信用就會遭到削弱。

我國有重刑主義的歷史傳統，含義之一是“刑重”，即判得重；含義二是“重刑”——易動刑。不難想見，如果重刑主義經常性地用于市場經濟，必然會挫傷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對相關從業者構成潛在的風險。既然刑法第140條要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那么就應該摒棄重刑主義思維，堅持最小化的原則，能用民事或者行政手段解決的問題，就不動用刑法；能夠輕緩的，就不從重；不構成本罪的，依法不以本罪論處。

三、她如何看待法？

在本案中，還有個吊詭的情節值得一提。被告人在經營過程中為擴大市場份額、打擊同行，冒充吉利德公司的名義舉報他人，導致其他同行入罪判刑。但因為同行商家的銷售金額有限，刑罰較輕。可是輪到她的時候，由于銷售金額數千萬，刑罰就顯示出其殘酷性。

我們如何評價這種行為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愚蠢的利己主義者么？《權力的游戲》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混亂是階梯”，來自野心勃勃的小指頭大人。他制造混亂，在混亂中抓住機會往上爬，收割更多的利益。也許本案中的當事人也有同樣的價值觀，但她制造的混亂也帶來了深淵。

這是一個內心對法律沒有一點尊重和敬畏的人，把刑法和重刑主義作為打擊同行的工具。從此案中，我們看到野心，看到欲望，唯一沒看到的是良知的約束和對法的尊重。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也很多，許多身陷囹圄的被告人，平時對法律不屑一顧，心里只有關系和權力，走投無路了才想起法律，心態與本案的當事人如出一轍。

他們有遭遇不公之處嗎？有的。他們信仰法律嗎？從未。

可是，法律要救你嗎？正義之神蒙上眼睛的原因是什么呢？即便對這樣一個從未真正尊重法律的人，此刻法律依然要保障其基本權利。

法治為什么不是最好的選擇而只是一個最不壞的選擇？答案就在這里。愿我們從貓藥案中看到人心，也看到法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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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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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細節︱法律要救你嗎？貓藥案中的人心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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